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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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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美国波士顿近郊剑桥
伊莎白走后，我和白牧师就把心思全放在了选课之上。白牧师是1893级的，那时候哈佛的校长是绰号老艾略特的查尔斯。威廉。艾略特。从1869年一直到我入学前十年的1909年，艾略特在校长的位子上坐了四十年，而即便是在1919年，他仍然健在，而且是既在且健，时常还会对学校的大政直抒己见，颇有太上校长的威仪。
艾略特校长最大的改革是引入了选修课程，让每一名“年轻的学者”能够按照自己良心的指引去学习。白牧师便是这样选修课程的受益者，虽然最终做了牧师，可在学校里却是兼修并蓄，神学、建筑学、数学、历史学、修辞学等等一一学过。
四十年间，艾略特校长让哈佛的绯红色蜚声寰宇，气势之隆即便欧陆的古老名校也难以争锋。可是即便是这位太上校长也终有退出前台的日子。我到哈佛的时候，继任的洛厄尔校长已接位十年，校园间，已渐渐在抹去前朝旧制。
虽然都来自于波士顿的世家，可是前后两位校长无论是外貌还是性情皆是截然相反。如果说艾略特校长是位年高德劭的智者，那么洛厄尔校长则是位雷厉风行的勇者。十年间，半个剑桥城化作了哈佛的工地，而艾略特校长的选修体系的无限自由中也被洛厄尔校长强行切划了主修和副修的条块。
这便是我入学时的情形。我父亲和白牧师早有约定，我所主修的课程应该是能帮助李家产业的地质和化学。父亲原本觉着我已有了些国学的根基，再加上主修的课程，旁的便可以不去在意，可白牧师却跟他说，大学的课程便如中医的药方，首要的是抓准个人体质和资质，然后必定是君臣佐使的搭配而不能够单科独进。他开的方子除了化学和地质的课程外，文学、历史、哲学、数学、物理无所不有，确是一剂猛药。
照理说每一名一年级的学生必须得入住哈佛园的学生宿舍，可是那一年却是特例。直到九月份，学校还说不清我们这‘23级的人数。从1917年美国参战前后，不少学生因为志愿参军而推迟了入学的日期。此外，还有在战事爆发后中途停课参军的学生，使得这一年的学生人数空前。
校报上说这一年同时在校的学生怕是超过四千，而一年级的新生也应在四、五百上下。如此这一年的宿舍一下子变得供不应求。最终，我接着学校的通知，春天之前是无论如何不得安排，所以也就只能继续借住榆园。
开学之时是一九一九年的九月二十二号。用过早餐之后，白牧师把我叫到书房，和蔼地问道：“今天是第一天，感觉怎么样？”
“有些紧张，但也有些激动，”我诚实地答道。
“不奇怪，”白牧师拍了拍我的肩膀，“紧张和激动都是正常的，而且都是不错的感觉。孩子……不，我还是叫你乔治吧。从今天起，你是成人了，是年轻的学者，我的称谓也应该改一改了。”
“今天去上课，我就不送你了。你是大人了，自己去行吗？”
虽说不是十分的情愿，可我心里毕竟知道这是正理。我点点头，感激地谢道，“这么多年了，终于到了这一天，我应该感谢您。”
白牧师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思考了一刻，然后郑重地答道：“也别感谢地太早。大学是求知的地方，这个道理大家都明白。可是你去的不是一般的大学，也不仅是求知的地方。”
“不仅是求知的地方？”我不解地问道。
“还有真理。真理，这是哈佛的校训，而你要铭记在心的是知识之外还有真理，你要去求的是真理。求真理可没那么容易，说不准还很困难，很痛苦。我把你带到求真理的门外，之后就看你的了。”
我虽然不住地点头，可那时心里却未必真的明白这其中的微言大义。
“你今天早一点过去，抽出点时间，围着哈佛园走一圈。好好地读一读每一座门楣上的铭记，你会明白的更多一些。”
按照白牧师的指点，我把课程注册的表格填好，又仔细察看了四门课程的教室所在。此时哈佛纪念堂上的大时钟刚刚指向十点，时间还早，我便按照白牧师所嘱，围着校园边上的小路，信步而行，每到一座校门前便停下来，仔细地阅读着那些拉丁文、英文和偶尔出现的德文的铭刻。
那天我是从怀德纳图书馆走出哈佛园，然后便顺着环绕校园的几条路逆着时针的方向一座门一座门的看过去。南墙的西侧，有座德克斯特门，看起来并不起眼，只是一间之阔，大约两三人高。门的两边是红砖和水泥砌起的门柱，上方两侧有水泥雕筑带着松果图案的柱头，而居中隆起的是水纹簇拥的徽章。门楣上刻着的字是“enter to grow in wisdom。”
我想着这里面的意思，“进以增长智慧，”若是这么说，应该和中国的楹联一般，还有出门的一半才对。这么想着，我进了门洞，回首望去，果然在门的内侧，门楣上刻着“depart to serve better thy country and thy kind。”
“出则服务国民”。我心里这么翻译着，虽然不能说完全信达，可毕竟还算对仗，又把那劝人上进的意思讲了出来。这么想着，心里暗自得意，便加快了脚步继续往西去了。
这么走过去，拐角的贝肯门，通体石质，小巧玲珑。拐过到了奎西街上，陡然见着巍峨的达德礼门，两侧弧形的红墙拱卫中央，一侧建有十几米高的钟楼，其下长长的一篇铭文追念三百年前的麻省总督。这之后的门形制各异，或全为铸铁，满是飘逸的纹饰，或砖石相间，厚重敦实。
走到西北角时，有一座门吸引了我的注意。树荫之下，这门显着平易近人，不过两人多高。两边的门柱是最简单的红砖，就与周边的红墙无异。门是铸铁构造的，上面有弯转的弧线如枝叶缠绕。门上的铭文是圣经《约翰福音》中的一段，我以前也读过。
“你去发现真理，真理将让你自由。”我心中喃喃地念着这段箴言。或许这也是白牧师心中所想的，让我去发现真理，而这真理能让我自由？为什么是自由，而非勇气，也不是力量。我想不明白，或许至今也想不明白这里面的微言大义。
再往前，路就转而向南了。1870年门形制朴素，门柱上只简单地写着“1870年级于1901年建”几个字。门里面却是有些不同。半人多高的石制花瓶样的底座上，是一个古老的日晷。
以前，白牧师也曾教给过我日晷的原理，还说几百年前的耶稣会传教士们都是精于这些天文历法的。只是可惜到了现在，牧师们不需要再靠编纂历法而取悦天庭，而日晷也被钟表所替代了。不过想起幼时白牧师教我日晷有着赤道、地平、子午等等不同摆放的方式，而这之中又有精密的三角公式，心里涌起一阵暖人的回忆。
我走到近前，仔细观赏日晷的做工。拿白牧师以前教给我的知识和眼前对照，这是地平日晷，晷面和地面平行，晷针指向天穹中北极的方向。只是因为时间久远了，晷面上的罗马数字已有些模糊，也就难以检验日晷的准确了。
晷面下方，环绕石座，刻着一圈铭文，“永恒凝聚此刻”。多么精辟的修辞，我心里想着，短短的几个词，前后对仗，让人心里反复回味何为此刻，而何为永恒。我正自顾自地发着思古之幽情，却隐约听到一阵中文的对话传来。
抬头望去，正看见一前一后两人疾步走来，左手边的看上去年纪稍长，该是有三十岁上下，身材清癯，面色凝重，而最让人注目的竟是他一身上下的蓝布长衫。我正惊愕地看着此人如此不羁的穿着，右手边的那人开了腔：“表兄，看来咱们碰上同乡了。”
说话的人看上去和我年龄倒是相仿。他身材不高，但体魄却是健壮，梳着精悍的平头，身上的西服熨烫得甚是平整。走到近前，他脸上一笑，高声地招呼道：“刚从国内来的？是清华学堂的还是北京大学的？”
我羞涩地点点头，又忙着摇了摇头：“我是来上本科的。”
“本科新生，”他嘴角翘起，点了点头，似是有些惊诧。“直接来上本科的倒是不多。”
我们正在寒暄之时，那左边年纪稍长之人却已经一手捧着几本线装书，一手摸着晷面上的刻线研究了起来。
年纪轻的那位冲着我笑笑，然后轻声说道：“这位是我表兄，姓陈。他是见着石头上刻着有字就懒得理人了。礼拜六，我和表兄在哈佛园里面四处散步，正好从这儿走过，看见这个日晷，就说起到底该怎么计算影子的轨迹。”
“你看，”他用手指向晷面，“那有一颗铜星，看见没有？”
我顺着他的指点看过去，果然有一颗绿豆般大小的铜星，只是因为年代久远了，表面已经是绿锈斑驳，不仔细看很难再与晷面分开了。
“这是古人留下的一个谜，”那陈先生幽幽地说道。他用手指着那行铭文，“这个铜星就是太阳在‘那刻’时的影子所在。要是算出来是哪一刻，这谜就解出来了。”
这陈先生说这话时面容和声音都甚是肃穆，好似这谜底后面隐藏着亘古的天机。年纪轻的那位微微一笑，说道：“你也别太当真，我本来说这是道不难的三角题，只是我这天文没怎么学好，得去查查书，推导一下也未必很花时间。可表兄是熟读古籍的，给了我个挑战，说是如果能用古法推算出来，那才有意思。”
陈先生翻看手中的一本线装书，指着书页说道：“我记着看隋书上有记载晷影的故事。‘隋初，用北周尹公正、马显所造《漏经》。至开皇十四年，鄜州司马袁充上晷影漏刻。充以短影平仪，均布十二辰，立表，随日影所指辰刻，以验漏水之节。十二辰刻，互有多少，时正前后，刻亦不同。’”
他眉头微皱，用手指循着书上的字迹，继续念道：“袁充素不晓浑天黄道去极之数，苟役私智，变改旧章，其于施用，未为精密。”
把这本《隋书》合上，他又翻开了另一本线装书，喃喃地念道：可这《独醒杂志》上面记载的却是不尽相同。书上说‘南仲尝谓：古人揆景之法，载之经传杂说者不一，然止皆较景之短长，实与刻漏未尝相应也。其在豫章为晷景图，以木为规，四分其广而杀其一，状如缺月，书辰刻于其帝为基以荐之，缺上而圆下，南高而北低，当规之中植针以为表，表之两端，一指北极，一指南极，所得揆影与刻漏相应’”
“这袁充是南朝陈国人，入隋之后献了晷仪，可是似乎并不精准。曾南仲是北宋宣和年间的进士，不知怎得又把这晷仪改得精准了。”
听了陈先生的疑惑，我想起了白牧师往年所教，便鼓起勇气说道：“陈先生，您说的隋代的那个日晷，可能就和这个一样，是地平式的，就是晷面和地面相平，这样影子每一刻走的速度都不一样。后面宋代的那个是赤道式的日晷，晷面要仰起来，和地球的赤道相平，这样每一刻的晷影速度就相同了，只是春秋分之后要换到晷仪的另一面才有影子。”
那位陈先生没有作声，只是低着头，凝视着晷面上已模糊斑驳的刻度。半晌之后，他抬起头，看着我们二人，轻轻摇头叹道：“大维，我没学过你这些公式。还是你自己来算吧。”说完这话，他不再理会我二人，独自慢慢地踱开。
那叫大维的年轻人向我摆摆手，示意我不要介意，笑着赞许道：“你的天文和数学学得不浅嘛，一起切磋一下怎么样？”
这边我和大维趴在晷面上，用手左右划着辅助线，那边厢陈先生一个人在赫尔顿礼拜堂墙下的一片树荫里坐下，聚精会神读起那本《独醒杂志》来。
铜星与晷针顶端的连线似乎正指北方，我就此轨迹推断这应该是正午时分。大维带着尺子，量了晷针的高度和铜星到晷针底的长度，两相一除，比值恰好是三。我正愁手边没有三角函数表，可大维却是脱口而出，“应该是71度30分。”
他见我神情惊诧，颇带几分得意地笑笑道：“三角函数表，未必身边总是有，还是背下些要紧的数来得方便。”
知道了那一日正午的日高，我们把波士顿的纬度带入，再减去日高的余角，便得着了23度30分。看了这数，我们俩几乎是同时喊道：“夏至！”
得知了这天机，大维快步跑到树下，拉起陈先生，兴奋地说道：“表兄，那刻是夏至。”